当百雀羚成为传递友谊的国礼时，大家记忆的闸门也就随之拉开，回顾那些年我们用过的老牌国货，心中升腾起一股温暖。那些年的老牌国货若能够在今天打个翻身仗卷土重来，那是再好不过。不过，也有些老牌国货注定将永远成为一种记忆。

　　如果那条印着牡丹花的老式床单可称为“国民床单”的话，那么缎子被面被誉为“国民被面”也当之无愧。上世纪90年代以前，家家结婚都少不了置备几床缎子被面，女孩子是不是嫁得风光，缎子被面有得一拼。

　　1984年我大学毕业后，每月工资不过60元，一半交给母亲。母亲恨嫁心切，拿到钱便开始为我准备嫁妆，第一件就是一条红色的软缎被面，价格我至今记得清清楚楚：35元，比我半个月的工资还多。这床红缎被面一打开，老旧黯淡的房间霎时满室生辉，红色的被面上用黄色、绿色、蓝色等丝线绣出一幅美丽的画面：鸳鸯戏水。在我们的赞叹声中，母亲极骄傲地说：“我结婚时只准备了4床被面，你结婚我要给你准备12床被面。 ”

　　从此，母亲几乎每个月都会给我买一条被面，在她有意无意地灌输下，我知道了结婚被面蕴含的一些社会习俗和心理：结婚被面一定要成双数，花案都是有祈福含义的，比如“龙凤呈祥”、“百鸟朝凤”、“鸳鸯戏水”、“金鸡报喜”“百子图”等，色彩要丰富，所谓姹紫嫣红，其中红色是一定要的，寓意婚后生活“红红火火”，白色是断断不许的。娘家的经济实力可以从结婚被面的数量和质量上“管中窥豹”，4床被面会被人背后指点“寒酸”，6－8床很常见也够体面，10床以上那是很风光的。被面的料子以织锦缎最好，软缎次之，棉布则跌档次。一床结婚被面一定要配一对枕头，条件好的人家配的枕头也是和缎子被面同料同色同花型，次一点的则是的确良绣花枕头。当时一床软缎被面加两个软缎枕头要50多元，织锦缎更贵，我嫌贵，意思织锦缎被面就算了，或者只备2床即可，但母亲坚决不同意，买了2床软缎被面后，其余10床全是母亲贴了钱买的织锦缎被面。运嫁妆那天，母亲又从樟木箱里郑重拿出2床崭新的织锦缎被面，说是30年前她的嫁妆，一直舍不得用，如今送我了。在震耳的鞭炮声中，12床缎子被面被娘家的亲兄弟表兄弟抱着，排成一队，在邻居们羡慕的眼光和称赞声中，穿过狭窄的弄堂，给母亲挣足了面子。在新婚当日，12床富丽的缎子被面堆在床上，把婚房照得亮闪闪的，一众亲友闹洞房拍照时，背景总有床上堆得高高的缎面被子。

　　然而，凝聚了母亲大量心血的缎子被面只使用了不到2年，我们就喜新厌旧换上了刚刚兴起方便实用的被套，12床结婚被面加上母亲当年的2床结婚被面，从此就被压箱底了。不是不想用，而是深深觉得：缎子被面更适宜作为艺术品欣赏，美则美矣，但使用实在不利索。一是太娇贵，一洗就惨不忍睹，平时得万分注意不弄脏。而且绝不能粗暴对待，手掌得柔滑无骨，稍粗糙点，被面上就会被划出丝丝道道。就连缝被子时，较粗的针在被面上扎个洞眼都会让人心疼。二是太麻烦，每次换洗后缝被子耗时费力，不谙女红的人针脚还歪歪扭扭十分难看。从此每年只有晒霉时节才会把14床缎子被面轻轻打开，当年情景便在眼前。此时对缎子被面杂感纷呈，既有欣赏，也有可惜，还有抱歉。

　　岁月更迭，20多年来搬家多次，不知扔掉多少东西，但14床缎子被面却还是被搬到一个又一个新家，也曾想旧物利用，但始终想不出如何利用。在网上看到有人晒照片，如何把缎子被面两床拼一床做床笠，或者是裁成小片做抱枕，感觉简直是“暴殄天物”。直到有一天看到一则笑话：“一个中国人送给美国朋友一条缎子被面，美国人很高兴：‘哗，正宗的中国丝绸。 ’但他开心了半天后实际起来，怎么也想不出它的用途，只好去问中国朋友：‘这是什么？用来干什么的？ ’中国朋友想到美国人是不用被面的，给他讲也讲不清楚，就拣好听的说吧，于是告诉他：这是壁挂。 ’有一天，这个美国人请一批人到家作客，中国朋友也在其中。当中国朋友走进客厅时，发现客厅正中挂着被面，主人正在得意洋洋地向客人们介绍他的壁挂……”我却认为这则笑话是对缎子被面最好的处理：这么高档的面料，这么精美的绣工，这么珍贵的母亲的心意，这么真挚的爱情和婚姻情感见证，完全有资格成为壁挂——至少在我们的心里。

　　“燕舞、燕舞，一曲歌来一片情。 ”在上世纪80年代，很多人都会从电视上看过这则广告：一个年轻男孩戴着耳机，以打架子鼓的方式敲击着面前各式各样的“燕舞”收录机。这则广告曾在央视黄金时间播出，可谓家喻户晓。糖葫芦还记得：1985年元旦，北京多家新闻媒体报道了，北京王府井大街北面的东风市场（现为东安市场）里火爆上演了“燕舞电器”采购风潮，有两千多人裹着厚厚的军大衣，冒着零下四五摄氏度的严寒，排队购买燕舞收录机。多年后，糖葫芦上大学了，从一位同学口中得知，燕舞收录机正是产自于她的家乡江苏盐城。

　　在糖葫芦的记忆中，在电视机不太普及的上世纪90年代之前，收音机绝对是家家户户必备的一件家用电器。糖葫芦家里就有台红灯牌收音机。当时全国生产收音机的厂家也有大大小小几十家，红灯牌算名牌，而且是地地道道的上海货。爸爸说，以前有句话，叫“识货不识货，全买上海货”。于是，自认为识货的爸爸就买了红灯牌收音机。红灯牌收音机有砖头大小，分中短波，中波是中央地方台，短波就乱了，都是外语频道。

　　1986年，糖葫芦开始读小学，中央台新闻成了他必听的频道。因为每天早上七点一刻，爸爸会准时带糖葫芦出门去赶单位的班车，先送糖葫芦去单位办的子弟学校，然后爸爸再去上班。每天中央台的早新闻结束，都会有整点报时，刚好是七点钟。那时糖葫芦家还没有室内厕所，爸爸早上要去公共厕所“方便”，一般会在七点前赶回来。爸爸教会糖葫芦听整点报时，并告诉他：一过七点，即使爸爸没有按时回来，糖葫芦也要自己先把东西收拾好，以备出门。此后很多年，糖葫芦都记得红灯牌收音机发出的报时声：清脆又警醒。

　　糖葫芦对收音机的另一段记忆，来自于姥爷家那台牡丹牌收音机。牡丹牡丹国色天香，那个价格也遥不可及。 1978年，糖葫芦出生的前一年，姥爷购入这台牡丹牌收音机，价格高达156元，据说已是这一品牌的较低价位款。最高价位款2241型价格达1400元。而当时糖葫芦爸妈的工资每月加起来才78元，大学生毕业工作转正也就拿50多元。所以，以今天的眼光来看，牡丹收音机在当时绝对算奢侈品。妈妈说，上世纪70年代信息闭塞，电视机和电视节目还极为稀少，影片也十分单一，每天基本上没有什么娱乐，收音机成了人们与外界沟通的唯一渠道。茶余饭后，能有一台收音机，听听新闻、天气预报、戏剧、曲艺和说唱，成了不少人梦寐以求的理想生活。那时结婚流行“三转一响”，手表、自行车和缝纫机，外加收音机。如果谁家客厅中能摆上一台崭新的牡丹牌收音机，可比现在52英寸的液晶电视机还要气派。

　　木质外壳、珐琅掐丝的商标、精美的调音标志，即便当年少不更事的糖葫芦也能看出，这是好货啊，所以小时候常去摆弄。牡丹牌收音机的声音效果真是没线型牡丹牌收音机的接收效果绝对不逊于当时日本索尼的同类收音机，而这台索尼机器在日本被称作收音机之王。即便是姥爷家中的这款价格较低的牡丹牌收音机，收音效果也远远好于国内同种类型的产品。糖葫芦就是用收音机，第一次听到了费翔、邓丽君的歌声。

　　后来，随着电视的普及，各种磁带、碟片的兴起以及索尼、松下等海外品牌的进入，收音机产业逐渐没落。燕舞早就停产了，牡丹收音机厂也转型做了别的产品，红灯牌收音机被发烧友作为收藏品。进入本世纪，只有老年人才会购买只具有收音功能的传统收音机，即便是广播行业也转而将驾车族作为主要听众群体。尽管传统收音机几乎已经集体消失，但那份美好的记忆还留在很多人的心中。

　　今年春节去世纪联华采买年货，无意间发现货架上出现一个久违了的熟悉身影：铁罐子，外面很喜庆地印着 “福牌强化上海麦乳精”，一时间差点“泪奔”，立刻就抱了一罐回去。自那以后，我家每天的早饭就是一杯麦乳精加面包，至今快两个月了竟没吃厌烦，被消耗的麦乳精已达三罐。

　　记得小时候，福牌麦乳精是上海人家中主要的营养品之一，国内著名的营养饮料品牌，大人们是舍不得尝的，孩子们也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尽情享用的。周立波在他的海派清口里有一个段子，说那时候到同学家去，同学妈妈招待了波波一杯麦乳精，那是不得了的事。更不得了的是，她放麦乳精就好像是放鸡精，五六粒这样放的。当这位同学妈妈对着波波说“调一调，调一调”时，波波哭笑不得，因为“本来还蛮浑的，结果变得清澈见底了。 ”

　　也许是因为物质匮乏时代麦乳精总被节省着冲泡，以致于味道总是过淡，所以孩子们更喜欢“干吃”麦乳精，直接用调羹舀起就往嘴里送，这样才够香够甜，而且那多孔的颗粒在咀嚼中发出咔嚓咔嚓的声音，让人感觉十分过瘾。不过，由于羞愧于这种吃法有点“逆天”，因此孩子们的“干吃麦乳精”通常都是在偷偷摸摸的情况下进行，趁大人在忙别的事，几个孩子悄悄靠近麦乳精铁罐前，撬开麦乳精铁皮盖子，舀两调羹赶快盖上，然后溜之大吉。

　　舍不得吃省着吃，结果是一罐麦乳精很容易因摆放时间过长受潮结块。这样一个时间段反而是孩子们最开心的时候，因为不但可以拿着刀子干那有趣的敲碎麦乳精块的活儿，而且大人们会允许孩子们干吃或冲一杯比平时浓得多的麦乳精。

　　福牌麦乳精还有个“姐妹”叫“乐口福”，有人说这是同一种产品的两种冠名，出口的叫“乐口福”，国内销售的叫“麦乳精”；也有人说咖啡色可可味的是乐口福，奶香味重呈乳黄色的是麦乳精。反正不管是怎么个叫法，乐口福、麦乳精后来随着外来的高乐高、阿华田大军压境而淡出。如今，麦乳精重回人们视线，而且生产方上海英联食品饮料有限公司为其引进欧洲先进的生产设备和工艺制作，配方在保留原有传统的基础上进行了提升，全新的福牌麦乳精应该不仅能俘获怀旧者的心，也可以在年轻人消费群中建立影响吧。

　　除了麦乳精，那些年代的孩子们还很爱玻璃瓶装的鲜桔水，是天象牌。这桔子水里有多少果汁成分不得而知，反正喝完了舌头上会有黄黄的一滩印迹，显然含有不少色素。后来又有了方纸盒装的红宝桔子水，孩子们春游时会人手一盒，仰头喝个精光后还不过瘾，还要对着空盒子吹气，然后用脚一跺，盒子砰地一下破裂，发出很大的响声。待这些“仪式”都完毕了，孩子们才会心满意足地把盒子捡起来扔到垃圾桶里。

　　除了这些孩子们喜爱的零嘴，那时候上海的国货名特食品还有光明牌冷饮、大白兔奶糖、阿咪奶糖、益民太妃糖、花生牛轧糖，泰康的万年青饼干、金鸡牌饼干，天鹅牌、东海牌啤酒，梅林罐头食品、梁丰牌麦丽素等等。如今它们有的已经消失，有的则在市场上若隐若现，当然也有发展得慢慢的变好的。对于一些老品牌雄风不再的现象，有人愤愤然，但其中某些品牌的没落是历史必然。毕竟，人们的生活方式在变化，不是所有的老牌国货都有保留的必要的。一位哲人说得好：这只是记忆中的味道而已。就像初恋，还是永远别再见面，让她留在心里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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