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青岛，曾流传着这样一个段子：“东北沦陷后，陈孟元来青岛寻找商机，坐洋车逛马路，一路走一路问，这个厂是干啥的，车夫答棉纺厂，再问一家，又答棉纺厂，一连问了七八家，都是棉纺厂。陈孟元就下了决心，都是织布的，没有染布的，俺就开他个印染厂”。不知段子是真是假，但这句话恰恰表明了青岛作为“上青天”三足鼎立的纺织重镇之一，曾成就了中国民族工业的第一产业。周学熙、周志俊父子的名字，百姓可能并不熟悉，但华新纱厂，像一座灯塔引领了青岛民族工业的远航，它“以一敌九”，在日商纱厂的夹缝中顽强生存。电视剧《青岛往事》已结束，但青岛民族工业发展的往事没结束，而且会一直传承下去。
一提周家，在青岛人看来最为知名的为曾任两广总督、山东巡抚的周馥，1902年，周馥以山东巡抚的身份，第一次踏上了胶澳的租借地，开启了周家与青岛的缘分。湖南路上的大宅子，华新纱厂（国棉九厂）的兴衰，湛山寺的创建都与周家三代人有密切的联系。或许，大多数人都认为这都是周馥做官的功劳，尤其是他的儿子周学熙创办的华新纱厂，实际上并不确切。一篇《周学熙以公款办实业发家的内幕》的文章刊载在《文史资料选辑》中，作者是曾在民国财政部担任会计司司长的卓言，他详细揭露了周学熙利用公款办起华新纱厂的过程，虽然字里行间带有不满的情绪，但事实是达成共识的。周学熙的胞侄周叔弢（《启新洋灰公司的初期资本和资方的派系矛盾》）如是说，周学熙的儿子周志俊也承认。
北大教授孟繁之先生和记者说，华新纱厂其实等同于开滦煤矿（前身为开平矿务局）的副产品，后来周学熙成立的启新洋灰公司背后是两大股系：徽系和豫系。徽系即以曾任北洋财政总长的周学熙（籍贯安徽东至县人）为代表的安徽派，豫系即以袁家为代表的河南派。1900年，周学熙正式登场。在此之前，周一直致力于教育事业，曾多次考试，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终于在28岁（1894年）时中举。1898年父亲为其捐候补道﹐ 派为开平矿务局会办。两年后，升为山东候补道员，入袁世凯幕下，后随袁来天津，主持北洋实业。周家与袁世凯的渊源颇深，周馥曾为袁世凯的幕僚，周馥的女儿就嫁与袁世凯的八子袁克轸为妻。1900年是周学熙的转折年，他已升为开平局总办，任命李希明为经理。而这一年，八国联军入侵，“吾父以丁母忧去官”（周志俊：《周学熙在民国财政史中的作用》）入川，原负责人张翼竟将国本盗卖给英商。经过周学熙和李希明的多年努力，开平局和唐山细绵土厂才得以收回，1907年改名为启新洋灰有限公司。
或许是因为这番功劳，袁世凯对周学熙非常信任。“启新从一开始就先由国库垫款办理，然后再招募商股分认”。这笔钱是“袁世凯批准分别由淮军银钱所及天津官银号两处各供应五十万元”垫付，而且无抵押，期限长达十年，利息不及其他借款利息的一半，所以启新的创办是特权的产物，并非“白手起家”。据卓言说，1913年，周学熙趁热打铁，又利用私人名义向袁世凯借款一百六万银元，兴办唐山华新纱厂，承诺一年归还，赚得盆满钵满后，周学熙又向袁世凯呈文要求延期一年，创办了青岛华新纱厂，以及卫辉华新纱厂，“光靠他父亲做两广总督、山东巡抚是不会有这么多钱的”，后来借款归还，“用这笔借款创办的实业则属于周学熙私人所有了”。不过，孟繁之教授认为，这一企业应该属于包括袁家、陈一甫家在内的几大家族所有。周志俊也说，这笔款项“有正当手续，账目清楚，并非侵占”，而且为“股份有限公司，我家所占股份不过百分之五六”。
辛亥革命爆发，逊清遗老纷纷避居青岛，周馥便是其中的一员。1912年，周馥携家带口来到青岛，住进了湖南路与蒙阴路路口的一所大宅子里，作为第四子，孝顺的周学熙随同侍养。虽然热衷于教育事业，1901年还创办了山东高等学堂，但周学熙骨子里其实是一位实业家。“对兴办工业，别具兴趣，遂谋生产之道，以为久居之计”，周志俊如此解释。在青岛市档案馆中，记者查到了1937年《青岛华新纱厂特刊》中有关华新纱厂的历史记载，文中称周学熙到崂山郊外旅游时，“见居民面多菜色，衣不蔽体，惄（ni）焉悯之”。于是，周学熙就召集亲友，决定创办“华新实业公司”，买沧口德人缫丝厂旧址。
不管以高尚的动机拯救国人还是庸俗的赚钱发财为目的，在孟繁之看来，周学熙兴办民族工业的行为是值得肯定的，“他们确实在一战期间发了财，但发展民族工业，对外敌的确有抗衡的作用，这也就奠定了后来中国民族工业的基础，我前几天碰到一位服装出版社的社长，他就说，周学熙对中国纺织工业的贡献太大了”。
利用袁世凯的关系，借公款，周学熙准备向德商瑞记洋行订购英国爱色利斯纱机。然而，纱厂生不逢时，契约刚签好，一战爆发，青岛成为日德战争的战场，周家仓皇迁到天津，厂房成为英国招募华工的根据地。
“出生”的波折似乎预示着青岛华新纱厂的艰难，因为在孟繁之看来，“1914年到1924年是华新纱厂的黄金十年”，但那是对天津华新纱厂而言，青岛则整整迟了五年，黄金时期缩短为一半。1919年，周学熙聘请了英国律师甘博士迭经交涉，青岛华新纱厂才重新回归。然而，刚摆脱了洋人的侵占，还得过东洋人这一关。彼时的青岛被日本人盘踞，他们早就盯上了办纱厂这块“肥肉”，因为“纱厂车间需要保持一定的湿度”，老国棉九厂工人86岁的陈钦贵和记者说，而青岛空气湿润。加上山东产棉大省，所以日商也不想错过这个机会，踩着华新纱厂的肩膀，日商内外棉纱厂成为青岛第一家开工的纱厂。
尽管如此，华新纱厂仍然挣脱束缚，“于年底勉强开试一部分”，1920年，赴天津等地招募艺徒，“终获全纺开机”。
当时帮助周学熙的主要是他的侄子周叔弢和儿子周志俊。周学熙曾对子侄告诫过：“要搞实业，首要的是抓权”，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这也是他和另外的股东矛盾的根源所在。在青岛，周学熙先是让侄子周叔弢 负责厂子的大小事宜。“当年启新内部的股东，即安徽系和河南系斗得非常厉害，都想让自己的子嗣当负责人，派周叔弢 管理纱厂，最主要的是因为他是各方面都可接受的人”，孟繁之和记者说。周叔弢 的儿子周景良也说，让父亲去当经理，几家人都没什么意见。在周景良看来，父亲经商其实很有能力。孟繁之也说，周叔弢 在青岛身先士卒，“从最基本的做起，全程参与，和工人一起奋斗在第一线，也赢得了大家的尊重，而且他善于合作，纱厂得以赢利”。有一个场景让孟繁之印象非常深刻，当周志俊代替周叔弢担任总经理后，很多工人都舍不得周叔弢 离开，可见他是深得民心的。
当然，周志俊更是不负父望，干得很出色，他曾留学欧美诸国，对于纺织印染甚至植棉技术都颇有研究。记者正常采访了几位纱厂老工人，他们都亲切地以周老二（周学熙次子）来称呼周志俊，对他总体评价都不错。
周志俊曾撰文《青岛华新纱厂概况和华北棉纺业一瞥》来回忆他主持华新纱厂的细节。1922年，青岛主权得以收回，日本人被赶出青岛，他们极为不甘心，甚至“招来崂山土匪孙百万、马文龙入驻市内三盛店设总部，门口有土匪站岗，并绑架商会会长隋石卿”，周志俊“每夜均闻枪声，一夕数惊”。主权收回，经济仍然受制于敌人，当时的青岛，日商纱厂占据九席，有内外棉纱厂，大康、隆兴、富士、公大、宝来、丰田、上海、同兴纱厂等纱厂。“我们华新纱厂，以一敌九，备受排挤”。
而华新纱厂从产生起就内部派系纷争不断，所以在内外交困的形式之下，1925年华新出现巨大亏损，几乎停产关门。为了挽救企业，周志俊采取了六大改革措施，青岛市档案馆编研处处长孙保锋说，他先是重用技术人才，开办技术培训班，培养新生骨干力量；同时采取合股线策略，购置多台合股线机，扭亏为盈，让老工人们盛赞“合股线挽救了华新的命运”；为摆脱日方的蓄意刁难，自己订购发电设备；另外，他还提高薪金待遇，废除艺徒制。让华新纱厂最为自豪的莫过于他们的福利待遇，在《青岛华新纱厂史》中，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华新纱厂还办有华新小学，是员工子弟求学之地；并附设华新医院，延聘中西医士。《青岛社会》1929年刊载的《青岛华新纱厂调查报告》中，专门介绍了纱厂的待遇，除了前述的医院学校外，还设有俱乐部、宿舍、浴室、花园、义园、矜恤部、饭食部等。一系列举措“深得民心”，所以1929年青岛工人罢工潮并没有波及到华新纱厂。
周学熙是一个重视官商联合的人，他在晚年（1946年）自撰的墓志铭中，并不讳言自己两任民国财政总长是“值清室逊位，遵隆裕太后内外大小臣工照旧供职之诏”，他对封建统治者颇为忠诚，要求属下也是如此，启新初办时，负责人都得捐官，他任总经理时，每到工厂，门房都得高喊“总经理到”，全体职员必须屏息肃立，完全是衙门做派。不同于父亲，周志俊一直避免与青岛的官僚联合，尤其是“不出头露面与反动政权过于接近”。
周志俊于1931年脱离天津、唐山、卫辉华新纱厂，自定名为青岛华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此时“九一八”事变后，华新内外危机重重，日商纱厂日盛，周志俊深知肩负重任，1932年购置先进机器，打开上海和南洋市场；1933年后陆续创建织布厂和印染厂，向多元化发展。日本驻华纱厂联合会理事长船津垂涎欲滴，多次托人谈合作，自然是碰了一鼻子灰。
日本的铁蹄再次踏进青岛，碾碎了华新纱厂为保住华商的一切防线，千辛万苦，终付诸东流。周志俊拆运了一部分机器运往上海，“原拟溯江西上，转运重庆设厂”，因江运中断，只能留在上海，“设信和纱厂，机器作价出售，另招新股开办”。留在青岛的产业，周志俊本以为卖给美商中华平安公司能够获得基本保全，没想到，在日本用暴力胁迫下，厂产低价卖给了宝来纱厂。时任青岛市长沈鸿烈的“焦土抗战”炸毁了日商纱厂，华新的厂产成了日商恢复实力的资力来源之一。
“本市沧口华新纱厂，为我国民营事业之巨擘，执北纺织业之牛耳，事变后被敌人强制收买，与敌厂之宝来纱厂合并为一，胜利后归中纺公司接收，经该厂常董周志俊，几度拆卫，（1946年11月11日）以十七亿之代价赎回”，“（11月29日）午前九时，该工厂会，劳工学校，员工子弟学校，共同发起庆祝华新纱厂复业大会”。这条1946年11月30日刊载于《青报》上的短消息字里行间充满着欣喜，同一天，《民言报》大篇幅地叙述了华新纱厂复业与发展历史。日占时期，华新内部发生了什么？只有工人们最清楚，83岁的王桂英和张桂美都曾是华新纱厂的童工，1944年，在日本统治时期，她们亲眼目睹了日本人对华工的种种残暴罪行，“大家都消极怠工，能偷懒就偷懒，谁都不愿意给日本人认真干”。
回到祖国怀抱，工人们逃出魔窟，青岛的纺织业大踏步发展。1953年，华新纱厂实现了公私合营，1966年，更名为青岛国棉九厂。
如今，国棉九厂已经消失，80多年的风风雨雨之后，周家与华新纱厂的传奇故事告一段落，留在老工人们心里的，是“周老二”亲切称呼，以及纺织业顶峰时期，作为一名纺织工人的骄傲与自豪！
对于华新纱厂的历史，大多数资料都记载到1937年，日本占领时期，被强购后的宝来纱厂里是怎样的工作环境？为了了解其中的细节，本报记者通过沧口路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联系上了已经搬迁到海怡新城的国棉九厂退休老职工，他们都已年过八旬，做童工时期，最大的只有15岁，最小的仅仅12岁，天真烂漫的年纪，却已背上了沉重的重担，更可怕的是，亲眼目睹了日本人的残暴与冷酷，幼小的心灵种下了仇恨的种子。抗战胜利后，中国人接管纱厂，对他们来说，犹如从黑暗到光明。从前的消极怠工，后来的踏实肯干，蕴含着劳动者最为朴实的爱国情怀。
王桂英：我家住在小白干路的大村庄，家里三个孩子我是老大，一个弟弟一个妹妹。那时生活困难，病死的病死，饿死的饿死，父母也没办法，期望我能补贴点家用。
王桂英：1944年，当时还叫宝来纱厂。我那时才12岁，还够不着机车。不记得别的事情就知道干活，下了班就往家里跑，来回上下班得跑十里路。那时也没有表记录时间，就靠看月亮。纱厂还有大喇叭，就像现在拉防空警报一样，十里八乡都能听见。嗡嗡嗡地拉三遍，第一遍提醒，第二遍就得赶紧出发了，第三遍就到点关门了。我们工作的时间一般为6时到6时，一共12个小时，两班倒。
那时候小，对金钱也没有概念，一个月开五六块大头钱，开钱以后走路回家得特别小心，把钱塞到袜子筒里，怕被人抢了去。下班回家自己走，有些时候几个小姑娘一起做个伴走，我年纪小就跟着大的跑，人家走得快，我还老是撵不过人家。所以天一黑我就开始害怕，有时吓得直哭。
王桂英：当时有很多童工，一些小姑娘也比较调皮，而且很恨日本人。我们车间有个日本管理员，我们管他叫瞎汉，因为他眼神不好使。有一次，远远地看到他来了，几个姑娘赶紧在两个车床腿上拴了一根钢丝，瞎汉走过来一下子被绊倒了。我们都偷偷地笑。他很懊恼，破口大骂，谁在他眼前谁就倒霉了，他看到就打。在日本统治时期，工人确实受苦了，有不少中国工人无辜挨打。
日本人发给工人的粮食，苞米看起来很大，一掐里面都是空的，让虫子啃过得光剩下壳了。发的橡子面也都是捂了的，里面全是头发茬子。要说日本占领时期真不是人过的日子，现在纺织厂的工人大都胃不好腿疼，都是小时候受苦受的，加上车间里有湿度规定，我们十个有九个有关节炎，而且不少老人都耳聋，就是年轻的时候被机器震的，因为噪音太大了。
陈钦贵：家里很穷，日本人还在进行最后的扫荡，有一天晚上，父母商量说别在家里呆着了，呆着只能等死，让我出去寻找生计。母亲做了一些干粮给我和我父亲，趁着天黑跑出来了。恰好那天晚上日军正在扫荡，开始我们很害怕，后来听说日本人走了，原来，我们村名叫老匙沟，日本人听成了老虎口，给吓跑了。父亲把我送到三四里外的仗岭车站，我坐车去了姑姑家的表哥那里。之后，亲戚把我介绍到纱厂里扫地。进厂的时候，人家问我生日我都不知道是哪天。
陈钦贵：日本人不管事了，周老二是华新的老板，就是周志俊，周学熙的二儿子。厂里的人都管他叫周老二，他不刻薄，对工人还可以，因为都是中国人，工人对他没有多大意见。
不过，我听老工人说过日本人的事情，当时工人进去就要干活，不干活就挨揍。他眼前有什么就捞起什么打，拽着小姑娘的辫子扇耳光，工人看见他们都躲得远远的。
陈钦贵：我刚进厂的时候一个月给五块或六块钱的大头钱，老工人差不多能挣到十来块钱。日本统治时期工人都不正儿八经地干活，能偷懒就偷懒，抗战胜利以后，厂子归中国人管理了，工人的积极性也起来了。之前厂里有学校和医院，但我们普通工人去不起，因为这些是工人的家属或领导层的人去的，医院不给工人看病。之后青岛解放，公私合营，工资待遇上去了，有了工人的食堂，澡堂，还有住房，各种劳动保障也都跟上来了。所以，当时在纺织厂当工人在社会上属于比较好的职业，工资也算比较高的，大家都喜欢来纺织业。
文/本报记者 张文艳 实习生 李晓宇 孙晓阳 老照片摄于青岛纺织博物馆 署名除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