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记者连续探访了济南两家棉纺织厂——“国棉一厂”和“国棉四厂”的工业遗存，在读者中引起不少的反响。
这源于济南人和棉纺织行业的渊源。起步于于民国时期的济南棉纺织业，曾名列中国纺织界“沪津青”之后，是中国纺织工业的主要基地之一。曾几何时，“纺织女工”是让许多济南女孩羡慕的身份，许多家庭想方设法让自己的孩子进入棉纺织厂工作。然而，在市场经济大潮中，济南棉纺织业几乎全军覆没，陷入困境。
在天桥区东西丹凤街“国棉四厂”东侧，还有一家棉纺厂——济南第三棉纺织厂，也就是口语中的“国棉三厂”。而国棉三厂的前身，是仁丰纱厂。至今，东起三孔桥街，西至后陈家楼街，还有一条叫“仁丰前街”的街道，其街名就源于20世纪30年代创建于此地的济南仁丰纱厂。
记者在探访时发现，“国棉三厂”的大部分厂房和办公楼都被拆除了，原址新开发的小区已经入驻，现存历史建筑已经不多。保留下的有一座二层小楼——“济南仁丰医院”，这是当年仁丰纱厂的“卫生科”，也就是职工医院，为20世纪50年代建设的老建筑，距今已经近70年历史了。
济南仁丰医院整体保存较好，大门上方一个大大的五角星很是醒目，里面的设施基本保持原有的装饰状态，甚至房间的门窗和颜色都保持原样。现在这里已经被列为济南市第四批文保单位，成了仁丰社区的卫生服务站。一位工作人员说，很是幸运，要不是提前挂上“济南市第四批文保单位”的牌子，这座楼估计也早被拆掉了。
国棉三厂的第五宿舍，是没有拆除且保存较好的一片老宿舍区。里面保留着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不少住宅楼，以红砖建筑为主，明显带有当年的建筑特征。还有一些是改革开放之初建设的住宅楼。在一座住宅楼前面，有一座废弃不用的水塔状红砖建筑，旁边的枣树枝叶茂盛，一看就又几十年树龄了。由于下水道老化，再加上还没有接通供暖和供气管道，这个小区的整体运转状况不太理想。
一位女住户说，他们这里的地下管道老化，经常发生下水道堵塞，再加上一直不通暖气和天然气，生活很不方便，很羡慕厂里其他已经改造开放的宿舍。
在后陈家楼街，还有一小片平房青砖建筑，也是国棉三厂的职工宿舍区。这里的建筑尽管不多，但大都是青石垒砌的基础，有的住户家的门楼，还有砖雕纹饰，显得很是古朴，一看就是济南解放前的老建筑。
国棉三厂还有一处历史遗存，就是以前的职工子弟学校，现在已经改成了培训场所，联体的两层楼房具有当年建筑的时代特点。国棉三厂子弟学校最开始的时候叫仁丰小学，设立于1946年的仁丰纱厂时期。原来，小学在厂外西南角，建筑面积只有250平方米，校长由时任仁丰纱厂经理马伯声兼任，学生只有150名。到了1950年，在工厂的东侧也就是现在的地方，新建校舍500多平方米，有教室六间，办公室一间，储藏室一间，教师宿舍四间和操场，在校生180名。
1954年，又扩建教室六间，办公室两间，传达室一间，并扩大了操场，总占地面积扩展为1400平方米，在校学生增加的281人。到1970年，为解决学生入学问题，将夜校大楼大约2000平方米全部划归子弟学校。后来由于展宽道路和建设职工宿舍，占用一些学校土地。截止1985年底，子弟学校占地总面积大约14.3亩，校舍面积5.6亩，大约就是现在遗存的格局，这是国棉三厂保存较好的一片历史遗产。
要说国棉三厂，不得不说说其前身仁丰纱厂的创建历史。仁丰纱厂和成通纱厂属于同一时期创设的纱厂，二者之间有很深的关联。苗氏资本集团的苗杏村既是成通纱厂的主要创建人，也是仁丰纱厂的主发起人。而仁丰纱厂发起人穆伯仁（1867——1935），和苗氏兄弟一样，也是山东桓台人。他与成丰面粉厂、成通纱厂董事长苗杏村是儿女亲家。1918年创办惠丰面粉股份有限公司，任董事长兼总经理。之后，又在山西太原创办晋丰面粉厂，任董事长兼总经理。穆伯仁先后创办工商企业十余家，总资本达200余万元。当年在济南，是和苗氏资本集团旗鼓相当的民族资本家。另外，成通纱厂经理兼总工程师苗海南夫人崔永和，就是仁丰纱厂另外一位董事长崔景三的大女儿。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济南，由于水路交通便利，加上是开埠城市，工商业比较兴旺，慢慢的变成了北方一个较为繁荣的地方市场。当时济南市人口大约有40万，对棉纱、棉布的需求量日渐增长，而当时济南唯一的机器纱厂鲁丰纱厂和若干手工业作坊已不能够满足社会需求，以至于洋纱、洋布充斥市场，眼看着白花花大洋被外商攫去。显然，这时投资纺织工业，在济南建立纱厂，比其他实业更加有利可图。
据济南第三棉纺织厂1987年编纂的《三棉厂志》记载，1930年，穆伯仁、崔景三、辛铸九、马伯声、苗杏村等民族资本人士，审时度势，决定筹资在济南建设纱厂，并在穆伯仁开办的济南惠丰面粉公司设立了纱厂筹备处，暂定名“宏源纱厂”。通过市场调研，1932年秋，发布《招股章程》，确定股资总额为150万元银元。这时，主发起人苗杏村退出，转而去筹建成通纱厂了。1932年12月，再次召开发起人会议，选出由11人组成的董事会，董事长为穆伯仁，副董事长崔景三、辛铸九，常务董事为马伯声等人，厂名为济南仁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仁丰纱厂）。可以合理地推断，仁丰纱厂的“仁丰”二字，应该和主发起人穆伯仁名字中带有“仁”字，而其名下的济南惠丰面粉公司又带有“丰”字有关，“仁丰”二字合起来，显得十分吉利，适合企业名称。
1932年12月4日，仁丰纱厂以每亩价250元银元的价格，购得津浦铁路以东、黄吉甫土地55.82亩，黄吉甫复以地价折一万元入股，参与纱厂筹建。1933年5月，仁丰纱厂通过济南怡合洋行，订购英国出品的细纱机30台等设备，又购置土地33亩。1934年3月，仁丰纱厂主厂房破土动工，共完成主厂房6620平方米，辅助厂房798平方米。1934年6月15日，仁丰纱厂举行开工典礼，12600纱锭正式投产，同年获实业部营业执照。
需要说明一下，在仁丰纱厂开工之前，由于股东出现矛盾，1934年3月26日，穆伯仁提出辞去董事长职务，1935年1月，董事会通过其辞职请求。1935年3月26日，推举崔景三为董事长，辛铸九、刘敏斋为副董事长。《济南市志》记载，韩复榘投资仁丰纱厂，并以韩嗣燮的户名出任常务董事。
仁丰纱厂发起人之一的马伯声，值得说一说。前几年，电视剧《大染坊》的热播时，人们禁不住对主人公原型展开猜测。其实，与剧中“陈六子”陈寿亭类似的人物，济南仁丰纱厂的马伯声就是颇有代表性的一位。马伯声，回族，1890年出生在泰安城内圣泉街的一户贫苦人家。十岁左右父母送他进泰城西关“天书观”上小学，后由回族拔贡杨茂洲资助转入“杨氏义塾”免费读书。1911年，马伯声结识了泰城耶稣教会华籍牧师文莱泰，文莱泰将其介绍给泰安翠英中学校长美籍教师韩培瑞。1912年马伯声来到这所学校上学。他学习刻苦，上进心强，每次期终考试成绩均为优秀，因成绩突出，他三年就读完该校旧制四年课程。期间，他一方面辅导美籍教师中文，另一方面又向美籍教师学习英语。同时，还担任外籍人游泰山的翻译和导游，以此获得一定的资助。
一战打响后，马伯声考上了英国来华招募的翻译职位。自1915年9月启程到1919年底回国，马伯声在法国博朗城先后参加了搬运军粮和伐木等劳务。期间，他结识了曾侨居青岛、后又因参战而被俘的德国人斯密特。经他启发，马伯声意识到中国落后的原因，遂立志要兴办实业和发展教育，为国家振兴尽自己的一份力。回国后，马伯声于1920年3月来到济南。
来济后，马伯声先后任职于英美烟草公司和英国永年保险公司。在保险公司期间，他灵活高效的工作方法、诚实守信的办事态度，颇受赏识，后成为经理。1929年在泰安创办第一家机械工厂——仁德面粉厂。后来，马伯声将目光投向了纺织业，参与创建仁丰纱厂后，在生产中推行“标准工作法”，即通过教育训练，使工人在生产的全部过程中“一举手，一移足，均须合标准动作，丝毫不许错乱”。据测算，按照标准工作法的要求，摇一车纱，工人自车首至车尾，来回不超过六次。若不按标准工作法，在自然状态下往返，则会超过十次，以每次多五步计算，摇一车纱须多走五十步路。一天按四十车纱的工作量计算，则会多走两千步，大幅度提升了工人体力支出，也影响公司制作。由此，仁丰纱厂在济南率先、在国内民族纺织行业也是较早地制订并推行了标准工作法的企业，这也成为其得以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实，当时济南企业界的民族资本家，不光马伯声，还有苗海南等人都具有西方教育背景与国外游历的“海归”经历。这让他们可以视野开阔，比较清楚地意识到中国落后的原因，具有“实业救国”、科学管理的企业理念，从而开创了济南纺织工业的一代传奇。
1934年6月，仁丰纱厂投产后，最初经营十分困难。马伯声为谋求企业未来的发展，实行常年招股的办法维持生产。由于他经营得法，后来工厂规模逐步扩大，生产设施逐渐完备。1935年3月，仁丰纱厂订购阪本式布机240台，订购日本和歌山染机28台，细纱机6台和英国拔柏葛锅炉1台，增建锯齿状厂房。1936年5月，布、染两场正式开工生产。开工时，曾任冯玉祥日文翻译的董事长崔景三，请冯玉祥题写了“实业救国”的条幅。
1935年8月，民国政府实业部商标局批准“蜘蛛”为仁丰纱厂专用商标，红、绿蜘蛛为棉纱商标，“美人蜘蛛”为色布商标。产品大部分销于本市，部分销往江苏、安徽等地。仁丰纱厂“蜘蛛”牌棉纱在全国铁路沿线出产货品展览会被授予超级奖状，成为能与日本在青岛出产的大五福布竞争于国际市场的产品。
1937年3月5日，仁丰纱厂股东大会通过了董事会提交的接受中国、金城两银行投资100万元的议案，并修订了章程，选出新的董事会，增设总经理职位。董事长为崔景三，总经理为中国、金城银行代理人殷桐，经理马伯声。此时，企业又加盖厂房和辅助设施。
“七七事变”后，日军侵入济南，先对仁丰纱厂实行了“军管”，后又实行了“中日合办”。日方对仁丰纱厂的经营管理坦承：“像仁丰这样的纱厂，在日本也少见。”日军侵占8年，除了修建一座大烟囱及零星建筑外，所有主生产厂房均无扩增。
1945年8月，日本人投降以后，山东省收复地区党政接收委员会和山东省收复地区敌伪产业处理局先后接收“仁丰纱厂”。同年，10月4日，马伯声被山东省政府主席何思源指定为仁丰纱厂监理人，接受仁丰纱厂。1946年2月19日，山东省政府又改委任马伯声为仁丰纱厂经理。1947年7月15日，山东省政府敌伪产业处理局宣布：仁丰纱厂发还原业主。7月29日，仁丰纱厂董事长崔景三呈递领状，处理局发给民营执照，马伯声担任该厂总经理。这期间，马伯声除了抓紧经营管理使仁丰纱厂恢复到战前水平外，还在该厂举办了一个“纺织工业技术训练班”，从培养人才入手，运用科技发展生产，聘请本厂的工程师任教，招收厂内外有志青年学习纺织、染、电、铁工技术。后来，这个训练班的学生多数被分配到上海、徐州、淄博等地从事纺织工业技术工作。
据《三棉厂志》记载，1948年9月24日济南解放后，华东财办接管了仁丰纱厂。9月27日陆续开机复工，到10月5日，设备全部开工。11月6日，山东省人民政府生产部任命吴纪元为仁丰纱厂总经理，企业性质由私营转为公私合营。其时，仁丰纱厂占地194亩，厂区174.25亩，共有纱锭16644枚，布机240台，染机28台套，职工1820人。1950年7月，位于仁丰纱厂东邻的国营济南纺织厂（山东贫民工厂）并入仁丰纱厂，并入土地29.5亩，纱锭1600枚和厂房辅机设备，职工199人。1953年，淄川鲁新纱厂并入仁丰纱厂。1954年10月1日启用公私合营济南仁丰纺织染股份有限公司。1957年8月9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仁丰纱厂公、私股权及隐匿敌产一案作出终审判决，清理后的仁丰纱厂公私股权分别为公股51388股，私股8027股，公股占总股权的86.5%，私股占13.5%。
1960年3月10日，仁丰纱厂与公私合营成通纺织染厂合并，改成公私合营仁丰成通纺织厂。1960年5月27日，朱德委员长到企业视察工作。1962年10月1日，仁丰纱厂与公私合营成通纺织染厂分开，实行单独核算。1966年12月1日，“公私合营济南仁丰纺织厂”改为“国营济南第三棉纺织厂”，这才有了“国棉三厂”的由来。但从1966年到1976年的十年中，国棉三厂深受其害，生产受到严重影响，损失无法估量。
直到改革开放，企业再次获得巨大发展。截止到1985年，全厂占地面积已扩展为340.4亩，约226700多平方米；厂区占地面积130467平方米，建筑面积81420平方米，生活区占地面积96239平方米，建筑面积68220平方米。1985年实现工业总产值8613万元，占当年济南棉纺织工业总产值的16.19%。
值得一提的是，早在1958年，仁丰纱厂曾根据上级指示，到德州新建一处5万纱锭、2100台布机的棉纺织厂。1966年7月，国棉三厂遵照省经委、省纺织工业管理局决定，投资26.4万元，在高唐筹建具有5000纱锭、100台布机规模的“仁丰纺织厂高唐分厂”。还曾参与援助圭亚那共和国建设纺织染联合企业，以及承担援助巴基斯坦共和国新建15000纱锭单房场的任务。然而，由于没有应对好市场变化，曾经辉煌的国棉三厂逐步衰落。1988以后，“国棉三厂”改组为“济南仁丰纺织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后来又为齐鲁化纤集团成员企业，成为济南市“破产退出一批”的企业范围。
